面对海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困扰，我国企业在海外如何展开知识产权维权行动？

“鼓励企业在海外积极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，并要求企业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，这是政府的立场；对企业来说，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知识产权意识，既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，也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。”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李成钢表示，这对我国很多企业来说有些难，有的企业刚刚起步，国际市场经验比较少，更别说在美国、欧洲打官司的经验。这是我国企业的一个弱项，企业需要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尽快培养这方面的能力。

李成钢建议，我国企业要改变成本观念。在海外遇到问题的企业中，７０％－８０％都抱怨没有经济实力将官司打下去。因为在美国、欧盟打官司聘请律师的费用很高，我国企业没有这方面的成本预算，而欧美的企业却有。“这说明我国企业在产品成本预算方面存在问题，没有将这种风险成本计入产品预算成本。”李成钢说。

他表示，我国许多企业很不容易，靠着勤奋挣得并不丰厚的利润，四五百万美元的律师费让他们感到束手无策。但如果改变成本观念，将风险成本加入产品预算成本，在产品价格中包含今后可能进行维权的这部分费用，我国企业在面对国际市场知识产权官司时也许会更坦然一些。

诉讼不能不计成本

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提出，知识产权有地域性，商标权也是这样。对此企业应该了然于胸。

“一些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，包括国内的一些老字号。为什么企业自己不去注册？你不去注册，别人在巴西注册了，在阿根廷注册了，这完全合乎他们的规定，企业不能抱怨。”李明德认为，“当然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以未注册驰名商标主张自己的权利。”

李明德举例，“去年，王致和商标在德国被一家华人企业在当地抢注，双方到法院打官司。未注册驰名商标的判定标准，是在相关公众领域中广为知晓，而像王致和这样的商标被德国人全部知道是不大可能的。但只要在德国的华人包括进出口公司、在当地消费的华人知道王致和就可以了，不一定非要德国人都知道。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以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主张自己，但是这样做相对比较被动。企业的生意做到哪儿，或者有可能做到哪儿，就应尽快在当地注册商标、申请专利。”

“另外，企业在向某个国家出口某产品的时候，首先应当进行有关知识产权的调查，判断有关产品会不会侵犯在那个国家有效的知识产权。按地域性原则，如某项技术发明仅仅在美国申请了专利，在中国没有申请专利，这项技术在中国就属于公有领域范围，我们可以去使用，也可以制造、销售、出口产品，但不能出口到美国，一旦到美国就有可能被拒之门外，而且可能遭受很大的损失。”李明德说。

他建议，“一旦遭到这样的调查，企业应当沉着应战：可以主张没有侵犯对方的知识产权。专利权的侵权构成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问题，专利权的范围不是整个产品，而是所主张的那些技术要素。如果被控侵权的产品或技术要素没有完全体现在被控侵权的产品中，就可能不构成侵权。”

“还可以诉对方专利权无效，最坏的结果是支付相应的许可费用，总之要选择最小的损失，使自己的产品继续经营下去。不必着急撤退，也不必不计成本。”

企业要不要花费巨大代价打官司，李明德举例说，“浙江有个集团涉及到专利纠纷，诉对方侵权，在海外打官司，老总讲要不计成本，打到倾家荡产也要打下去，为我们国家争点光等等。这样的说法我不太赞同，企业就是企业，应该以市场主体的角色理性分析这样的事情，要不要一直打到底，要不要倾家荡产，还是适当的时候和解，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。”

完善知识产权体系

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秘书长谭华林认为，我国企业应对涉外专利纠纷，要关注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。在国外市场，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经常挥舞三根大棒：一是用不正当竞争进行反倾销，二是用ＩＴＣ的专利３３７条款，三是用专利侵权诉讼。

在国内市场，企业层面急需制定知识产权战略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；在行业层面，要调整行业协会的定位，转变职能，以便今后具体承担指导、组织遭遇纠纷的企业应对指控，并尽可能提供人力财力技术上的支持。

从国家层面，我国已经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，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也在制定相应的实施专利战略的计划。专利制度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比发展中国家长得多，“所以，要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绩效评估，特别是在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这两个方面。”谭华林说。

对于专利战略的管理，谭华林认为，要创造环境，鼓励企业创造专利，建立二级专利体系及专利预警机制，积极应对发达国家专利侵略。“鉴于当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带有严重的倾向性，我国企业目前相对处于科学技术低谷和知识产权的弱势，更容易遭受知识产权列强的知识产权滥用乃至垄断。我国应积极鼓励公益诉讼，积极清理外国跨国公司在国内的专利垄断。应当说，只有那些经历了无效申请，经历了诉讼过程的专利，才是最有意义的专利”。

文章来源：中小企业在线